王文誠／中山大學公共事務所助理教授（台南市)
切‧格瓦拉（一九二八—一九六七）與楊儒門（一九七八—）的故事，歷經半個世紀，因為「全球化」讓他們在地球的另一面「遇見」。
切‧格瓦拉在他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看到虛幻的國家主義與資本帝國所侵犯的公平正義，產生對南美革命認同的力量。楊儒門在他要離開台灣前往法國當傭兵前夕的單車之旅，看到的是台灣無米不樂的農民與流離顛沛的兒童，「炸彈」是ＷＴＯ架構下的台灣弱勢發聲的力量。
炸彈、暴力、革命、英雄與正義是被建構的，作為暴力界線的國家律法，成了全球化壓迫的共犯結構，寇王的分際，在於誰掌握了權力。權力從來就不是賦予的，是爭取來的。於是，當草根的聲音傳達都被高科技榮景的迷失所掩蓋，當國家發展議程都只是中產階級的園區與數不清的星星計畫假象所蠱惑，貧富懸殊、數位落差、性別平等、父權制度、環境永續、公平正義、社會分裂與民主制度等盤據台灣天空，政府翩翩起舞的選舉與ＷＴＯ之夢，加入全球化制度，卻無力回應轉型的同時，加上犬儒的知識份子，楊儒門挺身而出，用行動為台灣發展引領論述。
一九五六年切‧格瓦拉與古巴游擊軍領袖卡斯楚並肩作戰三年，推翻了古巴的獨裁統治。革命成功後，與卡斯楚理念不合，分道揚鑣，另譬革命理想的基地，一九六六年在玻利維亞建立游擊據點，為建立理想的南美社會而戰，一九六七年被捕、被處決。二○○五年楊儒門所關心的重點並不在於鋃鐺入獄的刑期長短，而在於對台灣農民與兒童的關懷，關懷活生生掙扎在社會無助的底層，為台灣期待明天將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地方。
當下，在墨西哥叢林裡蒙著面的「馬可士」接力切‧格瓦拉的理想美洲社會而戰；另外，在二○○一年九月十日南韓的農夫用自焚來扣接全球的在地行動，來對抗ＷＴＯ的髮膚軀體；在地球的另一端，某些程度，從楊儒門的身上，讓我們知道，事情不該如此，萬事其實俱可由提供資訊、支持正當性，而為有意識、有目的的社會行動所改變，他幫我們上了一堂「全球化公民社會」的行動課程。
【2005/10/2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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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研究格瓦拉，傳記已經看了四分之三。很浪漫的理想主義份子，也許是接近Xa設定的一種力量，能夠抗衡剝削性資本主義蔓延的。
本人反對體制外抗爭，白米炸彈一事亦然。
但同時也（必須、無奈、嚴肅地）承認，
不發生些擾動秩序的變故，社會是聽不到（弱勢族群）微弱的呼喊的。
今天假若輕判，似乎暗示充滿大義的「良心犯」，被法律默許進行非法行為。
反之，重判，則更顯得官逼民反之論言之鑿鑿，更加政府迫害人民代言人一條。很可能並不符合社會輿論的某種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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